一个环艺设计学生的非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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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他走在了我的前面 | 苏丹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这项工作领域，环艺这个学科恐怕只有施宇峰和我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项本职工作。这可能是我们过去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因为30多年以来，环艺这个学科一直处在一种激扬亢奋的状态，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必然。总是有大量边缘性的工作，需要经过“环艺”这样的训练体系的人去面对，去奉献。
然而，我昔日的学生施宇峰从很早就进入到这一个领域，可以说在那个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这项事业还没有被更多的人所认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的学生比我更高尚，比我更真诚。
每一次去云南昆明，我都要找到施宇峰，喜欢听他跟我讲他所做的那些田野调查的故事和经历。他的投入状态，令我感到吃惊，如果把那个巨量的数据罗列出来，恐怕会让很多的人感到不解。人们的疑惑首先在于，为什么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机会多得很的“环艺”毕业生，会主动投身到这样一份辛苦又不被世俗关注的事业中。我经常打电话找施宇峰，这学生要么不接电话，要么就是用极短促的只言片语进行回复。和他商议的很多事情也经常如泥牛入海般杳无音信，后来没有办法我就只有求助于他的太太吴穷女士。每一次他的太太都满怀歉意地告诉我，施宇峰把电话扔在家里，自己又跑到大山深处的寨子里去了。人们疑惑的另一点在于，过了而立之年的施宇峰为什么不像其他的同龄人一样，努力写文章、做课题，在高校中绞尽脑汁去解决职称问题。工作十多年，他的职称尚停留在刚入职时获得的助教水平上。
直到有一次他和我聊起了有关云南少数民族营建环境的文化传统和理念的时候，我才大吃一惊，深感这个学生不得了。他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已经掌握了一些现代文明以前，人们在自然环境中营造人工环境的诸多密码。在他看来，当下进行的许多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尽是不着边际的皮毛工作。他的发现对我的启发也非常之大，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些长久生活在城市里，浸泡在现代文明中的人，早已丧失了和身处的自然环境对话的能力。而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却全然不知，并不认为失去了这种灵性是一种耻辱，应当引起警觉。
有一次在震惊全国的翁丁古寨被焚毁事件之后的一个专家学者的论坛上，我欣喜地看到了施宇峰的发言，我觉得他的观点有真知灼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这种见解是建立在十几年来通过长期的深入调研所获得的认知。我对自己曾是他的老师感觉到由衷的骄傲。
从去年开始，我自己也步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阵营中，我对这项自己并不是完全掌握的领域充满了好奇与向往。或许施宇峰过去工作的经历和心得，对我工作的转折也产生了某种暗示罢。我隐约地意识到，我们应当觉悟了，应当主动去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某种力量。
2022/7/12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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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艺设计学生的非遗路
文 | 施宇峰 图 | 施宇峰、吴穷
2009年，我从清华美院环艺系毕业后来到云南民族大学任教。我带着一颗设计师的雄心到了云南，渴望这片神奇的土地所孕育着的创作机会让我能拿个大奖。
清华美院的精英教育让我很快意识到，想要在云南做出优秀的设计作品，必须要关照丰富的民族，并且与多样的地理环境相呼应。所以，我几乎没费太多力气就找到了做云南乡村设计的方向。但一开始，这种想法并没有立即转化为实践，毕竟理解一个陌生地方的乡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刚来云南，我的工作生活出奇地顺利。才工作不久，我就赶上云南省教育厅举办的“云南省第五届艺术设计教育研讨会”，苏丹老师作为主讲嘉宾受邀过来。老师对自己学生疼爱有加，到哪里都会带着我，几天会议下来，几乎全省的设计师都认识了我这个“新兵”。老师的提携和母校的光环很快让我在云南风生水起。
从左至右：施宇峰与吴学源老师、苏丹老师合影
不多久，项目就找上来了。罗平布依族小学规划、腊峰小学规划、昭通文庙等一系列的景观设计项目接踵而至。清华设计体系的培养让我很快在这些设计项目上得心应手，理性的分析、规范的制图、绚丽的图表……我迅速找到了设计的“窍门”。这种自信的顶点出现在2014年鲁甸地震灾后重建项目上，当时我在做地震广场的设计，一度感觉这就是那个能让我一夜成名的作品，幻想着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它。日后我反思这段经历，发现其实内心是很排斥这种“窍门”的，总觉得和云南没什么关系，尤其和乡村没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环艺设计的理性思维让我的这种“自信”伴随着不安，一方面我陶醉于自己对设计的得心应手，一方面在云南乡村见到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后，那种“基于真实的震撼”不停地在提醒我思考一个问题：云南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设计？
这种反思源于苏丹老师的影响。记得刚入学时，见到老师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他将手里的雪茄轻轻地放到桌边，转过头来犀利地看着我们，说：“环艺设计的学生，就要有对当下的敏感”。这个场景多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可以说，是老师影响我关注当下，并帮我建立起反思、反叛的设计观念。
“环境意识”是苏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即设计不仅仅由设计本体而决定，很大程度取决于对周边环境的解读，甚至可以极端地理解为设计不是由它本身所决定，而是由环境来决定。因而，在云南做设计，对在地的环境进行关照是我无法绕开的，于是我开始思考那些过于绚丽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这片土地，或者说开始思考设计到底应该是什么。设计是否仅是设计师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说一个听起来很美的概念，还是一些适合得奖的说辞？从根源上看，这些所谓的设计与当地人的生活相比，生活的真实让一切华美的概念都失色。
另一方面，我所在的单位——云南民族大学采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三科并立”的人才培养体系，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对专业的看法。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将自己“对象化”，站在“他者”的角度看待和理解不同的世界。这种理解不仅是情感上的理解，更体现在工作方法的不同，它要求研究者要融入社区生活，同村民一起居住、一起玩耍，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语言、行为和他们所处环境的关系。这种理解和环境意识完美地匹配起来。
在环境意识和田野工作的指引下，我从单纯的设计角度开始关注村落中人的活动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长时间的观察和记录让我慢慢意识到活动对空间的影响。认为，空间只是人们活动的背景，将空间里面人的每一项活动都安排妥当，空间的形态就可以大致勾画出来，设计也就可以转变为对空间里人的活动的描述。这种感悟告诉我，与其去创造一个空间，不如通过环境意识和田野工作方法，去记录和理解一个空间。
五云寺测绘手稿
记录和理解对于村落设计是尤为必要的，很多乡村设计做得不好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对乡村不理解。云南的乡村众多，由于民族、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各不相同，每个村子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所以要把云南的乡村设计好，就需要大量的前期调查工作。于是，我开始用空间标注村子里的活动，从节日庆典、祭祀活动、婚丧嫁娶、到饮食穿住等等，都标记出具体的点位。在点位上对于很多细节，如民居是如何建造的，节日是如何庆祝的，演出是如何进行的，在哪里进行表演，群众在什么空间里进行观看等等，我都会做上标记，然后分析推演。就这样，我的工作也慢慢从跟着项目跑，变成有意识地去记录云南各地各民族的民居村落的形态，工作的重心也由原来的设计转向做各民族民居和村落的测绘与调查。潜意识里，我也慢慢从一个设计师变成云南文化的记录者。这些潜移默化的改变为我日后遇上非遗做了必要的铺垫。
2015年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开始在全省范围内举办田野调查培训工作，我作为民居营造技艺方面的指导老师受邀参与了前期踩点和调查。这次调查活动让我第一次深度接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空间”的概念，让我对非遗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中，将“文化空间”这一概念阐述如下：“文化空间可确定为民间或传统文化活动的集中地域，但也可确定为具有周期性或事件性的特定时间；这种具有时间和实体的空间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它是文化表现活动的传统表现场所”，并将其设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文化空间，既不是单纯社会学视域下文化事项的生存环境或者文化生态概念，也不是文化地理学视阈下文化区概念，它是一种时空伴随的文化实践复合体，它强调空间、时间、文化实践三个维度的叠加。
环境意识强调空间中人与实践活动“在场”，非遗又强调“此时、此地、此人、此物、此实践”，两种思路在一个环艺设计从业人员的身上一拍即合，于是乎我开始寻找自己的非遗之路，我的工作方式也逐渐转变为用文化空间的思路结合环艺设计的表达方式，对云南民居和村落进行标记与调研。在对民居进行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不仅进行物质空间的测绘，还会记录民居建造的过程、建造仪式以及发生在建筑里的各种生活，包括饮食、歌舞、会客、节庆等，观察这些活动在建筑空间里是如何发生的。而在田野中也发现，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某个民族比较完整的传统村落，但是通过其场域空间内的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美术、手工技艺、医药、民俗等非遗项目，就能相对可靠地勾勒出该传统村落的原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文化生态环境、讲究整体和系统、关注活态流变等，让非遗学成为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典型代表。而环艺设计弱化本体、强调关系、边缘模糊、多元融合的特征，也使其天生适合与非遗保护相融合。现在到了建立非遗学科体系的重要节点，环艺设计的思维助我在非遗路上继续前行。
非遗和村落的若干思考
关于非遗：
整体性保护，是非遗保护从单一的项目性保护转向与对孕育项目相关的自然和人文生态进行整体性保护领域。这也更加明确了生成环境的重要，研究方式也从单纯的本体研究转向对环境、对关系的研究。文化保护最迫切的是要保护它在社区的“功能”，村子是现阶段还能完整承载文化“功能”的不多的物质载体。所以，从文化角度来说，村落规划的首要目的即为完善村落结构，使之能合理承载文化的“功能”。
“活态流变”并不是乱改非遗的理论依据，变的原因是“周围环境的变化”，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用非遗元素进行创作的文化创意与非遗有关，但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事物，过多强调文创是对非遗的破坏。“变”是非遗的特性，但这并不是非遗工作者要做的。“活态流变”是以几代人为尺度，表现出来虽然是“变”，但其本质还是群体长时间的选择，在这个尺度上，基于个人的求变其实非常苍白与无力。
“重要的没法不列入”的遗产成为非遗项目以后，普通项目要列入名录，对其论证就成为极为重要的环节。归纳总结出项目最重要、最突出的特征，并与之前已列入名录的项目有明显差异，才能更好地说服评委。其核心就是非遗项目谱系的建立问题。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保护”，最忌讳的是“打造”，“打”掉的一定是真东西 ，“造”出来的又都是假东西。
田野调查，必须用当地人（局内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主动误取，而且也必须尽可能地用当地人的眼光来呈现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在进行村落或民间田野调查时，我们不能一开始就去问建筑，而是要聊生活。调查是交换，不是简单的你问他答，得到了对方信任，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也只有融入对方生活后才知道调查提纲应该怎么写。建筑是生活的场所，聊生活即是问建筑。
非遗有两大隐形杀手：“保护性破坏”和“设计入侵”，前者是对非遗的过度挖掘，后者是艺术家与非遗过度结合。云南文化在当代相对弱势，被挤压，甚至可能消失，但只要合适的机会与环境它还会复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就是它的魅力，这也是我做云南非遗的原因，我坚信自己做的是伟大的事业。保护传统文化，不是因为“旧”也不是因为情结，而是因为它是文化的“种子库”，为的是若干年后我们需要时，还能在这个种子库里找到纯种的原始的种子。
一切试图改造传统文化的行为都是徒劳。传统文化是筛选、淘汰的结果，这个过程中唯一需要的是时间，在积累完成之前，设计师最需要做的是学习不是创新。传统文化也具有着鲜明的“程式化”，这种程式化是传统经过长时间筛选，趋向理性、稳定、定型的表现。所以，这种传统文化的程式化不是迂腐，反倒是传统的魅力——重整体、重配合，讲规矩，有讲究，会拿捏。
关于村落：
乡村风貌可以理解为乡村里人的各种活动和空间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人的行为和空间可以相互塑造，所以，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最重要的是为空间里的各项非遗安排适合的场地，文化旅游也可以理解为在合适的场地里观看和参与这些非遗项目。
空间与人的活动，相互塑造。村落设计虽然表现出来的是造物，但其实质反应的则是人的活动。因而，村落设计并不是仅概念的表达，而是生存的选择，大众基于生存的选择远比设计家刺激感官的概念来得震撼。
现阶段，对于云南民居村落研究，最重要的是东奔西跑找东西。长期的数据记录和分析，可以在脑中形成系统化的数据库，这项枯燥繁杂的工作可以帮助村落设计师在关键时刻找到解决问题的密码。目前，乡村设计有许多“痛点”，扩大前期调查的比重，并形成完整的村落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设计入侵”。
技艺是个人化的，和个人的资质及努力分不开，同时也是集体的，由很多代人的试错、选择、叠加，缓慢完成。民居、村落等各种非遗都是这种缓慢努力的结果。人类的习俗活动、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构成了村落的文化背景，而这些文化背景又会通过村落的空间布局、外观形态、细部装饰表现出来。和并不复杂的营造技术相比，传统民居营造仪式要复杂和讲究得多，很多民族的人们会很严肃地认为仪式不对会给他们带来不祥。在很多时候，负责仪式的神职人员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负责营建的大师傅。整个营建的过程，即是与山林、树木、土地商量的过程。
非遗是人的生活，村子又是人活动的载体，从非遗角度研究人的生活可以更好地理解村落的结构，找到村落设计的密码。云南的民俗活动，丰富、多样、复杂，集体活动主要以民俗的方式出现，某种意义上会决定村落的格局、形态。除了少数非遗项目之外，现在被我们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文化和艺术门类，大多由乡村社会创造或延伸而来，由此，非遗也成为我们窥探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绝佳视角。
“异质性”和“地域性”，使得村落设计几乎不存在通用的手法和法则。每一个项目都必须对现场做深入的研究才能找到适宜的办法。传统文化富集地的设计更应该强调对传统的解读，是基于传统的有节制的设计，而不是过多强调设计绚丽的部分。
非遗实践
调查报告：
2010《德宏佛寺建筑调查》
2011《彝族传统族民居营造技艺调查（撒尼人）》
2012《纳西族传统族民居营造技艺调查》
2014《白族传统族民居营造技艺调查》
2015《傣族传统民居营造技艺调查》
2016《壮族传统民居营造技艺调查》
2017《哈尼族传统民居营造技艺调查（僾尼人）》
2021《藏族传统民居营造技艺调查》
2022《布朗族传统族民居营造技艺调查》
调查村落：
2010瑞丽市姐相乡贺赛村委会大等喊村调查
2011石林县圭山镇大糯黑村调查
2013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傣族彝族拉祜族乡翁丁村调查
2013保山市蒲缥镇老街调查
2014呈贡县马金铺乡横冲村委会梁家箐村调查
2015景洪市勐养镇曼掌村调查
2015勐腊县勐腊镇曼龙代村委会曼竜勒村调查
2016广南县者兔乡者莫村委会下者偏村调查
2016富宁县板仑乡龙迈村跳宫节调查
2017孟连县芒信镇海东村芒旧新寨调查
2017梁河县勐养镇帮盖村委会底养村调查
2017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知子罗村、老姆登村调查
2017宾川县大营镇萂村调查
2018永德县小勐统镇苏家寨调查
2018马龙县旧县镇袜度村委会四旗田村调查
2018华坪县中心镇马路梁子村调查
2019永胜县六德僳僳族彝族乡双河村调查
2019德钦县拖顶乡念萨村委会车里各村调查
2021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联合村调查
2021德钦县燕门乡茨中村调查
2022沧源县惠民乡芒景村委会翁基村调查
2022大姚县赵家店镇江头村委会姚弯河村、黄羊岭村委会苏家坟村调查
作者简介
/施宇峰
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艺设计专业
云南民族大学环境设计专业负责人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云南省级非遗项目评审
研究方向：
长期从事云南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并致力于非物质文化与村落空间关系的研究。
足迹遍及云南十六个地市一百多个县的近千个乡镇，对云南26个民族的民居和非遗都有深入的了解 。
多次作为指导专家参与云南省文化厅非遗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培训活动，辅助完成十余个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申报工作。
设计实践：
主持云南昭通文庙及周边景观设计、鲁甸地震广场设计、云南马龙四旗田村景观设计、中国纺织协会2017上海非遗展展馆设计、云南省文学艺术馆音乐展厅设计。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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